得到平等对待的潜在要求难道不应当成为一种权利吗？

得到平等对待的潜在要求难道不应当成为一种权利吗？ 2011－7－22——2011－8－15
　　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时，就会设法解决问题；当人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时，这些问题就无从解决。所以，指出“问题”之所以为问题，就尤为重要。
　　解放了奴隶，就是赋予了他们人身平等权利；消灭了贵族，就是赋予了其它阶层或阶级政治平等权利；消灭了基于种族、民族、性别的歧视，就是赋予了不同种族、不同民族、不同性别的人广泛的平等权利。当然，弱者可以要求得到特殊对待，比如残疾人、未成年人、妇女儿童；我们不会认为这不合理、这是不平等。现在，似乎这些都不成问题了，至少在理论上，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上不成问题了。但还有一种平等权利是问题。
　　一个国企为照顾职工子弟而招工5名。办理程序需要通过当地县劳动局，而局长是×××的长辈亲戚。该局长对该国企劳资科长说：你要招5名必须给我带2名。×××就是这“2名”的其中之一。
　　这样的国企招工是司空见惯的，即使现在有了所谓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。这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行为似乎也不违法。可是，对于其他待业的人来说，这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。
　　同一个企业，有的工种或部门是受苦受累的，有的是悠闲自在的，有的是有灰色收入的，有的是偏远的。它们之间的调动，就成了一种现象，一种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的现象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德或才或需的考量。但人们对此却习以为常。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吗？一次碰头会，有工人就向领导提出，为什么有的工人有“关系”就可以从受苦受累的工种调到有灰色收入的工种？这个领导说：我承认有这事情；你找关系吧，你能找到关系我也把你调走。这样的领导这几年却还一路高升！
　　国企职工的晋升，从形式上来说，有两种：委任制和考试制。对于没有获得晋升的人来说，委任制最不公平——晋升的人何德何能？那种一会儿实行考试制，一会儿又悄悄地委任，也是不公平的。只有那种长期有效、定期进行的考试制才是公平的。当然任何制度都要排斥腐败行为。可是，人事权力掌握在某些个人或机构手里，它想委任就委任，想考试就考试，谁能拿它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些没有晋升的人只能徒叹奈何！——这就是问题！为什么不能广泛地实行考试晋升制（当然可以包括考察）呢？现实是，没有什么有效的晋升制度；想起来的搞个什么公开“竞聘”，还常常让人怀疑尽是“暗箱操作”，实际上还是“关系”在起作用。
　　一个职工请病假，车间没扣钱；有人也请病假，车间就扣钱了。此人就去找车间，为什么同样请病假他不扣钱我就要扣？这个职工得知后就去找这个人：人家车间不扣我的钱，那是我与车间的关系，你没那关系扣你的钱就是应当的；你可以去要求不扣你的钱，车间答应不答应由人家车间，但你说我就不行！你凭什么说我？
　　这个职工也太霸道了吧？我想，“人类不平等的起源”就在他们这样的人身上。
　　还有一些上级发的“奖”——象什么“标准岗”，什么“能手”，什么“标兵”之类——似乎是秘密的，除了获“奖”者，其他职工当时都不知道。这些获“奖”者为什么能够获“奖”？当未获“奖”者事后“请问”领导时，领导很容易就给出了理由——这些理由不会是量化的标准。
　　同一个车间的职工，或者同一个地方的人，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人，要求同样的对待，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领导：起码的的“一碗水端平”的观念也没有！这样的职工或人和这样的领导，足以证明我所说的：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上，个人应当享有平等权利还很成问题。
　　这些希望得到平等对待的潜在要求难道不应当成为一种权利吗？
　　总之，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就业、调动、晋升以及奖惩时。
　　与之对应，这种平等权利有个重要特点，它主要是“机会”性的；如果说一般的权利是某种好处的话，这种权利是要求获得这种好处的机会的平等。这类情况的前提是：“好处”只有一个，而需要这个“好处”的人却有十个。掌握权力的人直接给了其中一个，其他九个人就毫无获得这个“好处”的机会了。如果通过考试或其他的平等竞争手段，这个“好处”还是只给了其中一个人，其他没有获得这个“好处”的九个人因为有了“机会”就会心服口服。“好处”虽然不可能平等，机会却是平等的。“好处”直接给一个人，就是机会的不平等。问题恰恰就在这里：机会也应当是平等的，机会的平等也是一种社会公平；机会的平等也应是一种权利。通常，别说“好处”了，连机会也没有的人就只能空叹“谁让咱没关系！”或“谁让咱的关系不如人家的硬！”他们口不服心也不服。
　　从掌权者的角度看，没给你这种“机会”，似乎也没有侵犯你的权利，因为没有法律或规章制度保障这样的权利。按照规定该罚你，我就罚你；难道因为同样的情况我没有罚别人就是侵犯了你的权利吗？我是领导，我想“奖”谁就“奖”谁，没“奖”你就侵犯了你的权利吗？我掌握着权力，我想招谁、调动谁、升谁职就招谁、调动谁、升谁职，没有招你、调动你、升你职就侵犯你的权利了吗？哪条法律或规章有这样的规定？嘿嘿，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自由，谁也管不着；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律或规章，谁还当官，谁还要什么权力？至于什么给其他人“机会”，更没有法律或规章的规定；那不过是形式罢了，还影响我办事的效率呢！
　　正是由于没有法律或规章制度的保障，我们才在道德上讨论这样的权利；如果是已有法律或规章制度保障的权利，我们就不是在道德上讨论了。对于那些只害怕法律或规章制度，毫无道德良心的掌握权力的人，我们不该剥夺他的权力吗？

www.ybf100.com
　　这个特点也从反面说明：这种机会平等的权利如果能得到保障，也应通过立法或规章制度。
　　在“需方”众而“供方”寡的情况下，“关系”产生了，腐败和不正当的行为也产生了。这种平等权利恰是反“关系”的，也是反腐败和反不正当的。“关系”、腐败和不正当是根本“问题”，是“关系”侵犯了其他没“关系”的人的权利，是腐败和不正当侵犯了其他正直的人的权利。这些东西带来的是不平等。
　　当然，实现这种权利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标准，比如考试的分数，比如质与量的考核成绩；但这个标准绝对不能是“关系”，不能是腐败和不正当的产物。在实现机会平等的过程中，也不能有腐败和不正当的行为——虽然通过考试，掌权者却将试题透露给了跟他有“关系”的人；此类的腐败或不正当行为会使机会平等徒具形式。但，对于正直和诚实的人来说，不能因为有的竞争可能存在腐败或不正当行为就放弃这样的机会。
　　当然，我所提出的，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想法，还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　　这些就业、调动、晋升、奖惩对待当中的不平等，在良心上，大多数人也会感觉到是一种不公平，可他们一时又设想不出解决办法，所以就当作一种无奈的、不得不接受的、压倒理想状态的现实，甚至有的人也极力寻找此种“关系”或者通过行贿等不合良心的手段来侵犯其他人的权利。
　　可是我认为，不能因为似乎看不到解决办法就不把这些问题当“问题”；如果那样，这些“问题”不是说就不成问题了，而是被掩盖了。要解放奴隶，必须先有人提出奴隶的存在是个问题，然后慢慢地，多数人才会赞同这样的观念，然后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消灭贵族也一样，各种歧视也一样，这种社会平等权利也一样。所以，提出问题，指出“问题”之所以为问题，与解决问题一样重要。
　　在提出问题时，也就同时提出了一种理想状态——指出不平等，也就提出了一种有关平等的理想。理想状态有在观念上存在的必要，不能被现实永远地压制；可以说，理想状态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。今天的理想状态，可能就是明天的现实。理想状态在今天看来不合理，但只要有道德依据，它就有实现的可能。我们今天享有的好多权利，在古代是无法想象的。欧洲的“启蒙运动”提出的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博爱”等等在当时看来不也是一些理想状态吗？今天不也基本实现了吗？至于“乌托邦”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的原因，大概是它不符合社会运行的某些规律。但我们因为担心提出的成为“乌托邦”就不该提出理想状态吗？因为它还存在进一步的实践问题或其它问题，我们就不敢提出是理想状态的问题了吗？

如果觉得《得到平等对待的潜在要求难道不应当成为一种权利吗？》不错，可以推荐给好友哦。